柏格理：在蛮荒之地开创文明奇迹，却逐渐被文明遗忘
柏格理夫妇
在蛮荒之地开创文明奇迹
却逐渐被文明遗忘
文：陈浩武 转自公众号：就士游
“1887年，23岁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放弃公职，远赴中国贵州石门坎苗乡传教办学。柏格理等人在二三十年内，把这个全国最蛮荒的山区改变成一个文化高地，称为石门坎文化奇迹。”
01
尘封历史，重现世界
东旻（mín）女士的新译著《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在国内正式出版了，值得庆贺。
自“礼仪之争”以后，1807年传教士马礼逊再度来华，揭开了近代基督教新教一派来华传教的历史，其中戴德生先生的内地会尤为引人注目。而以柏格理为代表的石门坎传教史又在内地会中一枝独秀。
本书原作者格里斯特于1897年随柏格理来到中国，与柏格理一起在昭通传教，是柏格理的同事兼好友，掌握了大量不为外人所知的细节，所以这本书一直被公认是最好的柏格理传记。
对于关注柏格理，关注石门坎文化，关注百年前那段历史的人们来说，东旻女士的这部译著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柏格理这个人物的认识。
以前的柏格理传记，大多描绘的是柏格理开拓苗疆的历史，甚至直接从1904年柏格理到石门坎开始写起，当然也非常客观。但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对柏格理在昭通的17年也做了非常详尽的描述。我们如果想要了解柏格理在1904年进入石门坎之前的历史，这本书所提供的信息非常丰富、非常有价值。
我从最早开始接触柏格理和石门坎，到今天为止，差不多已经七年时间。这七年里，我和同道者发起石门坎后援团，并正式成立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定期举办柏格理精神研讨会、评选柏格理园丁奖，不断推动与柏格理和石门坎有关的教育、文化公益项目，使百年前的尘封历史再度呈现于公众视野。
02
柏格理其人
2011年，我第一次去石门坎，是源于在一次活动上，偶然听到了柏格理的故事。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让我忍不住要去实地探访。
去到石门坎的艰难路程，和那里依然艰苦的环境，让人难以想象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在那里长久地生活，为什么柏格理和他的同伴会有如此坚韧的毅力，长久地在那里帮助花苗人走出蛮荒，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播下神的种子，培育出灿烂的文明之花。
进入石门坎的道路是充满艰难的，冬天大雪封山，无法通行，夏天下雨又导致公路塌方或是巨石滚落，使交通中断。
有一次，我们的汽车不小心撞上了从山上滚落的石块，汽车严重受损，车胎爆裂。我们被困在遥远的赫章，就是古代被称为“夜郎国”的山区县城。天下着雨，外面漆黑一片，我们想找到一个修理厂换下轮胎，但是整个县城找不到同样的轮胎，只好困守宿在“夜郎国”，等待救援。
还有一次，因为食物中毒，我连夜被送到云南昆明第三人民医院紧急抢救……
当然，这些危险和艰辛只不过是一种非常态，但相对于柏格理牧师和他的同伴们在石门坎的经历，艰难困苦却是一种常态。
而就是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之下，柏格理和他的同事们竟然创造了不朽的历史功绩：帮助苗族人发明文字，即今天还在流行的“大花苗文”；用苗文翻译了《圣经》，在这里传播基督教的文明和理念；为苗人修建足球场、游泳池，举办运动会，改变了苗人的生活方式；在苗区办起平民医院、麻风病院，为消灭山区的地方病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乌蒙山区总共创办了100多所学校，辐射范围远达黔、滇、川几十个县，让千千万万贫苦的苗人接受到了现代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柏格理自己，却在1915年石门坎的一场瘟疫中，为了让苗人得到更多救助，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遗憾的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柏格理的形象和石门坎的故事曾经长久被尘封、被埋没。
03
福荫后人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慢慢还原柏格理的形象，还原他和他的同伴们艰苦卓绝的努力，还原百年来的石门坎历史，是近些年来许多正直的学者、基督徒和普通的当地人士从各方面不懈努力的结果。
本书译者之一东人达教授，是我国南方民族研究领域著名的专家，研究范围包括西南、中南民族历史、经济、文化，在中国彝族、苗族的民族史研究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传播的历史与现状等领域，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
他的女儿，也是本书的译者东旻女士，传承了父亲的民族情怀与学术基因，长期关注石门坎，关注柏格理在石门坎的事业，并以实际行动支持石门坎的乡村建设。
很早以前，石门坎基金会就关注到格里斯特的这本书。去年收到东旻女士的出版申请，基金会决定资助这部新译著的出版。在出版申请中，东旻女士这样描述道：
“格里斯特仔细地整理了大量史料，包括日记、书籍、文章、信件、便条、随笔等等，使得这本书无论在基础性资料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上，都包含了大量目前国内尚未面世的内容。该书平铺直叙、客观真实，没有华丽的语言，也没有过多的赞美，用一颗很平常的心态去观察柏格理，复原他的人生，把柏格理这位创造了奇迹的平常人全方位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我非常同意东旻女士对于柏格理的定位。柏格理最早给人的印象，其实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经过这么多年的了解和探求，我们的确可以把他定位为一个创造了奇迹的“平常人”。
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源自背后坚定的信仰。在这样坚定的信仰之下，一代又一代的“平常人”成为柏格理，沿着柏格理当年的足迹，行走在大石门坎地区，播下文明的种子，等待文明的花开。
他们是昭通李氏家族，是张约翰、杨雅国，是王志明、高志华、朱焕章，是澳大利亚人费立波，是今天的卞淑美、张赐安、管毓红、梁俊，是层出不穷的志愿者，是千千万万为大石门坎奉献的人们。
从这样一个维度来看，柏格理其实就在我们中间，他的精神永在。
上文为陈浩武先生所写，他几乎倾尽身家从事石门坎公益事业，只因受到柏格理精神的感召。
柏格理一生的使命既简单又直接，他像其他先辈一样来到不毛之地石门坎，带来了现代文明、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爱和信仰。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石门坎文化奇迹。
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光明和黑暗并列，正义和邪恶共存的世界，柏格理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选择光明和正义。他用一生实践信仰，我们做不到那样伟大，但却可以从他的行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本文系陈浩武为《柏格理》所作序，原标题为：“一本最好的柏格理传记——为新出版的《塞缪尔·柏格理》作序”，编辑需要，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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